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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鳳霞:完善社會信用體系促進我國共享經濟發展的思考與建議

2018年09月07日

摘要: 基于網絡平臺發展起來的共享經濟,陌生人之間的“缺場”交易是其重要特征。在共享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進行參與者身份認證,如何保護參與者權益,如何對守信激勵和失信懲罰等諸多問題都需要通過信用解決。從實踐層面看,一方面我國信用體系建設對共享經濟發展的促進...

   共享經濟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資源,滿足多樣化需求的經濟活動總和,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催生的新業態和新模式。近年來,我國共享經濟發展迅速,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的報告[1]顯示,2017年我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49205億元,比上年增長47.2%。共享經濟在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方面的作用日益顯現。

  基于網絡平臺發展起來的共享經濟,陌生人之間的“缺場”交易是其重要特征。共享經濟發展需要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提供保障,最大限度地排除交易過程的不安全因素。近幾年來,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為共享經濟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但另一方面,當前共享經濟發展中的押金風險、治理不力等問題已經顯現,引起社會各界普遍關注,亟需引入信用機制幫助防范和解決。與快速發展的共享經濟相比,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任重道遠。

  一、信用是共享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

  (一)共享經濟

  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也被稱為“分享經濟”“協同消費”等。早在1978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分校社會學教授馬科斯?費爾遜(Marcus Felson)和瓊?斯潘思(Joe Spaeth)提出了“協同消費”概念,認為協同消費是一種滿足日常需求并與其他人建立關系的日常活動,如社區內洗衣機的共享使用。[2]Belk認為,共享指的是將我們的東西分配給他人使用,或者從他人處獲得物品或服務為我所用的行為和過程,協同消費涉及的內容廣泛,并通過協調資源的獲取和分配來收取費用及其他形式的報酬。[3,4]雷切爾?波茨曼(Rachel Botsman)和魯斯?羅杰斯(Roo Rogers)合著的《我的就是你的:協作消費的崛起》中延續了協同消費的理念,消費者的需求從獲得私有物品轉移到使用需求滿足,形成了新的消費模式。[5]Dervojeda等認為,共享經濟意味著,在擁有某項資源(資產或技能)的消費者與需要這種資源的消費者之間,在某一時間以可以接受的交易成本形成匹配。[6]因此,共享經濟的出現,使得所有權不再是消費者欲望的最終表達形式。[7]杰里米?里夫金在《零邊際成本社會》一書中則強調,共享經濟是“協作多于競爭”的經濟,認為這是“300年來第一次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范式的一次顛覆”。[8]2011年,美國《時代周刊》(Time)將協同消費評選為改變世界的十大創意之一。Prahalad和Ramaswamy將共享經濟與“共創”的概念聯系在一起,認為共享經濟的實質是供需雙方共同創造新市場和新的商業運營商。[9]此外,還有學者用零工經濟、開放式獲取經濟、協作經濟等不同的詞匯來描述共享經濟。

  總的來看,盡管人們對共享經濟概念的界定各有側重,但都體現出了一些共性的基本特征。本文認為,共享經濟是指利用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以使用權分享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資源,滿足多樣化需求的經濟活動總和。共享經濟具有六大特征:①技術特征——基于互聯網平臺;②主體特征——大眾參與;③客體特征——閑置或優質資源的快速流動;④行為特征——從注重所有權到注重使用權的權屬關系新變化;⑤效果特征——注重用戶體驗;⑥文化特征——不求擁有、但求可用。[10]

  (二)信用

  通過共享經濟的內涵和特征分析可以看出,在共享經濟模式下,資源擁有者、資源使用者和平臺運營者(管理者)互不相識,甚至互不見面就可以完成整個交易。在這種情況下,要想達成交易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信任。關于信任,社會學領域有這樣的定義:信任是一種態度,相信某人的行為或周圍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現為三種期望:對自然與社會的秩序,對合作伙伴承擔的義務,對角色的技術能力。[11]

  從歷史的視角看,隨著經濟和社會技術的發展,社會信任也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如農耕時代熟人之間的習俗型信任關系、工業時代陌生人之間的契約型信任關系,到了信息時代則是復雜的系統型信任。這種系統型信任不僅來自機構、組織或制度安排,也可能來自于技術及其創新應用。正如盧曼(N. Luhmann)提出的,人際信任表達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系統信任則體現人對群體、對機構組織抑或對制度的信任,同時也包括非人際間的群際或組織信任。系統信任對人際信任的取代是歷史變遷的必然結果。[12]

  進一步說,行為主體能夠履行承諾而取得的信任就構成了信用,信用是長時間積累的信任和誠信度。社會活動主體由于長期的、多次在交易行為中的守信行為得到認可和肯定,從而形成值得其他人信任的聲譽積累就形成了信用。實踐中影響信用的還有諸如個人具備的能力及其具備的其他條件等多方面因素。信用通常包含履約能力和履約意愿兩個方面的因素。國際信用經濟理論和發達國家實踐經驗表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2000美元的市場經濟國家,其市場主要交易形態都會轉變為以信用交易為主的形態,即所謂信用經濟時代。

  因此,信用狀況是人們做出初始信任判斷的重要依據和基礎。信用度高的人更容易獲得對方的信任。在實踐中,參與各方的信任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共享經濟參與者的積極性,影響著共享平臺的活躍度。信任的風險僅僅依靠道德和法律約束是難以制衡的,需要一套信用體系將共享交易過程中的不安全因素最大限度地排除在外。信用體系既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管理、防范風險,也能讓用戶以更小的成本享受到更好的服務。在共享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進行參與者身份認證,如何保護參與者權益,如何對守信激勵和失信懲罰等諸多問題都需要通過信用解決。

  在社會信用體系比較發達的國家,健全的社會信用機制為共享經濟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礎。美國從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關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其征信體系發展至今,全社會對于信用已經形成了成熟的認知,整個社會形成了良好的社會信用機制保障和氛圍。相比較而言,目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尚不完善,相關制度還不健全,公民失信成本低,對信用還未產生成熟的認知,這也是大部分人在體驗共享經濟之前容易產生不信任態度的主要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我國共享經濟的發展。

  二、我國共享經濟信用保障體系建設積極推進

  社會信用體系對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的信用建設滯后于市場化的進程,各種信用缺失和誠信危機的存在,加劇了社會經濟運行的風險。有鑒于此,我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信用體系建設。近幾年,伴隨著共享經濟的快速發展,基于平臺的信用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平臺企業開始成為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力量。與此同時,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也不斷發展壯大。政府、共享經濟平臺企業、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等多方參與的聯合激勵與懲戒機制正在逐步建立。

  (    一)政府主導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提出,要“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抓緊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健全社會的征信體系,褒揚誠信,懲戒失信”;國民經濟“十二五”規劃進一步提出要求“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2014年初,我國政府出臺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這是我國第一部國家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專項規劃,它的發布是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行動指南。該文件的發布意味著我國信用經濟建設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在這一綱要的指導下,中央及各地方相關部門開展了大量工作,不斷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實施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使每個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都有唯一的身份標識;建設運行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成為信用信息交換共享“總樞紐”;開通運行“信用中國”網站,發布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權威資訊,向全社會提供“一站式”信用信息查詢服務,成為以信用為紐帶溝通社情民意的“總窗口”;建立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機制等。

  截至2017年底,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已聯通44個政府部門、各省區市和50多家市場機構,信息歸集量超過132億條。進入2018年,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二期工程將進行驗收,屆時信用信息采集方式將更加多樣,信用信息歸集共享“總樞紐”作用更加凸顯,預計信用信息歸集共享質量和數量將大幅提升。[13]

  (二)企業自建的平臺信用保障體系

  為不斷提升用戶體驗,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發展,共享經濟平臺企業大都高度重視平臺的自我治理,基于平臺的信用保障體系建設成為平臺企業發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一是平臺自建的用戶信用評價和保障體系。主要包括:通過身份證校驗、綁定實名制手機號和銀行卡等方式保證交易雙方的實名和信息透明;通過開通交易雙方相互評論、打分等功能提升交易過程的用戶體驗等。許多平臺還在不斷加強線下的審核把關和服務培訓。如滴滴出行平臺已在全國100個城市正式上線了服務信用體系。服務信用的具體數值由服務分來展現,涵蓋接單、接駕、送客、行程后評價等四大維度。未來每位快車車主都將擁有個人專屬的服務信用檔案和服務分值,提供優質服務的車主可獲得更高的服務分。目前,服務分已與滴滴的智能派單系統結合,在距離、車型等條件類似的情況下,系統將優先派單給服務分較高的司機。

  二是平臺企業與征信機構合作,加強對用戶的信用鑒別和管理。目前,在大多數情況下,雙方的合作模式都是以第三方征信機構向商戶輸出信息為主。事實上,征信機構的用戶信用數據大多來源于銀行、保險、投資等領域,征信機構與共享經濟企業開展合作后,基于互聯網的用戶信用數據也可能被納入征信機構的個人征信系統,因此類似的合作也將有利于打破線上線下征信方面的隱形壁壘,不斷完善我國的個人征信體系。

  三是平臺企業與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合作,為交易雙方提供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的保障。如小豬短租與眾安保險合作,為房客提供住宿意外保險,為房東提供家庭財產綜合保險。“回家吃飯”公司與中國人保合作,共推食品安全“安心計劃”。名醫主刀與銀聯合作,打造異地醫保授信墊付的醫療保險,為醫生提供手術責任險、為患者提供手術意外險。摩拜單車和眾安保險合作,消費者如因摩拜自行車發生意外將獲賠償。

  (三)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的作用

  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過程中,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可以在產品創新、服務優化、模式探索等多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2018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關于充分發揮信用服務機構作用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指出,信用服務機構是提供服務的專業化機構,要多措并舉發揮各類信用服務機構的積極作用,包括:積極引入信用服務機構參與重點領域信用記錄采集,根據需要授權信用服務機構參與紅黑名單的認定,加強與信用服務機構信用信息的共享,支持信用服務機構在行業特定領域協助參與備案工作,鼓勵信用服務機構協同開展聯合獎懲與失信專項治理工作,支持信用服務機構定期編制行業信用監測分析報告,鼓勵依托信用服務機構探索信用大數據分析應用等。此外,《通知》還強調,要加強信用服務機構自身信用建設。

  (四)多方參與的聯合激勵與懲戒

  一是政府與共享經濟平臺企業的合作。2017年4月27日,國家信息中心與10家共享單車企業簽署信用信息共享協議,標志著推進共享單車領域信用建設工作的開始。通過簽約,建立政府部門與共享企業信用信息的共享機制,一方面把政府部門掌握的可公開的各領域信用信息與共享單車企業共享,另一方面共享單車企業把自身掌握的信用信息共享到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為各地方、各部門治理違法失信問題提供參考依據。

  二是政府與信用服務機構的合作。2016年5月13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在部分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座談會上首次提出政府部門與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合作,共同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在政府、信用服務機構、企業等多方參與的聯合懲戒合作中,政府向平臺企業或信用服務機構提供提供失信用戶名單,信用服務機構獲取名單后(采信),降低其信用評分(評信)以及對其信用評分在各種共享經濟合作伙伴服務場景下的限制(用信),增加其失信成本,促使其履約。信用服務機構天然具有用信場景豐富的特點,尤其是隨著共享經濟滲透到越來越多的生活場景中,以及越來越多的共享平臺開始接入信用中介的信用評分服務,政府通過信用中介服務的聯合懲戒,能有效起到讓失信者“處處受限、步步難行”的效果,倒逼其主動履約,規范其自身行為。

  三、信用促進我國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效與面臨的新任務

  從實踐層面看,我國信用體系建設對共享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已經顯現。然而,面向未來,共享經濟創新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也對信用體系建設提出了新要求。

  (一)信用促進我國共享經濟發展成效初現

  一是信用正在提升用戶參與共享經濟的體驗和效率。對芝麻信用平臺的數據分析結果顯示,2017年4月通過調用“信用分”參與共享經濟活動的用戶數比2016年1月增長了3.7倍。截至2017年4月,芝麻信用平臺為用戶提供免押金額合計超過313.8億元;其中共享單車行業累計24.6億元,享受免押金服務用戶總數約1638萬。[14]信用免押金服務改變了原有商業模式中用押金解決信任問題的思路,既降低了用戶參與共享經濟活動的成本,也降低了沉淀押金的潛在金融風險。

  二是“信用免押金”模式有助于減少用戶的違約行為。芝麻信用與永安共享單車的合作實踐表明,從2015年初到2017年5月,以信用免押金使用共享單車服務的用戶總數超過1900萬,其中違約用戶數不足50例,相當于200萬分之一。酒店行業引入信用服務,實行免押金、免查房、后付費的創新模式,兩年來已有超過1000萬人次體驗“信用住”,3天未付款的逾期率從上線初的3.6%降到目前的0.86%。[14]

  三是共享經濟企業普遍高度重視平臺信用保障體系建設。平臺企業通過身份證校驗、綁定實名制手機號和銀行卡等方式,保證交易雙方信息的真實性與可信度;通過與征信機構、保險企業合作,加強對參與者的信用鑒別和管理;通過與政府部門間的共享協議建立更加廣泛的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社會機制,從而成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力量。

  (二)共享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亟需引入信用機制

  一方面,信用促進我國共享經濟發展成效初現,但另一方面,在當前的共享經濟發展中已經出現了押金風險、治理不力等問題,引起社會各界普遍關注,亟需進一步引入信用機制幫助防范和解決。

  一是用戶押金風險凸現,需要引入信用免押金機制。2017年11月,共享單車服務商酷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倒閉,用戶押金近30億元無法退還,涉及民眾過百萬。除酷騎外,悟空單車、町町單車和小藍單車也陸續倒閉,其中小藍單車、酷騎的市場份額均位列前六,反映出共享單車行業的高度不穩定性。共享單車是共享經濟的典型代表,其出現的押金問題也是共享經濟的共性問題。盡快引入信用免押金等創新機制,是分享平臺防范化解風險的重要途徑。

  二是共享經濟治理挑戰加大,亟需引進信用獎懲機制。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9月,全國累計投放共享單車超1600萬輛,用戶超一億人。由于單車停放點不足、短期內的大量投放以及用戶自覺有序停放意識薄弱等原因,單車亂停亂放隨處可見,嚴重影響市容市貌,甚至阻礙交通,引發潛在風險。共享房屋領域也存在欺詐、失信、無序等亂象,損害民眾利益,對社會治理形成了新的挑戰。傳統的協議約定、押金預付等管理方式已難以有效解決上述問題,亟需引進信用獎懲機制。

  四、構建以信用為核心的共享經濟發展體系的對策建議

  信用對共享經濟發展的作用舉足輕重。從未來發展看,共享經濟的不斷壯大需要進一步引入信用機制,加快推進信用體系建設,構建以信用為核心的共享經濟發展體系,強化信用激勵約束機制,為共享經濟打造包容創新、安全有序的發展環境。

  (一)推行“信用免押金”制度

  推行“信用免押金”制度有助于防范押金風險并促進行業可持續發展。從法律依據看,押金是客戶以經濟對價確保履行應盡義務的約束手段。但實踐中出現了資金被挪用、押金機制異化等問題,導致風險衍生。隨著技術進步和公眾信用意識的提升,信用可成為一種新的約束機制。建議針對押金風險最為突出的共享單車行業全面推行信用免押服務,為其他領域創新積累經驗。

  (二)優先推動信用數據有序開放

  公共數據開放和深化利用已經成為“互聯網+”時代構建新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基礎性支撐,推動數據開放有助于激發以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新業態活力。大力推動公共數據開放共享,鼓勵社會對開放數據進行再利用,有助于激發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就共享經濟而言,推動公共信用數據的有序開放,有助于降低平臺企業內部治理所產生的交易成本。公共信用數據開放,關鍵是將數據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政府擁有數據所有權,平臺企業和信用服務機構按自身和社會需要對數據進行加工和應用。

  (三)進一步完善數據開放共享機制

  完善政府、分享平臺、信用服務機構之間的數據開放共享機制,以充分利用分享平臺的信用信息補充和完善社會征信數據體系。明確相關信息數據采集格式,建立開放共享標準和可操作流程。明確數據結構目錄和使用方式、信用機構接入的資質要求、數據脫敏處理要求、數據適用范圍和數據接入操作程序等,規范信用服務機構對數據的使用,降低信用評價的成本,保護數據安全和用戶隱私。

  (四)完善多方參與的守信激勵與失信懲戒聯動機制

  總結推廣實踐創新經驗,不斷完善多方參與的守信激勵與失信懲戒聯動機制。在共享經濟領域探索建立政府、征信機構和平臺企業聯動的守信激勵與失信懲戒機制,為信用體系全面助力共享經濟新業態、新模式發展和治理提供經驗。在實踐層面,杭州信用城市建設經驗值得推廣,在用戶授權的前提下,將用戶存在政府或監管機構的信息開放給社會信用服務機構,讓更多用戶能有更準確的信用評價,更好地享受信用免押等服務。

  (五)探索建設全國一體化的信用大數據中心

  探索建設全國一體化的信用大數據中心,以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推動我國社會信用體系走向完善。以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新業態的發展,既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需求,同時也將為信用體系建設提供重要的數據、技術等支撐。可以預期,未來幾年我國共享經濟發展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都將進入加速期。建議圍繞“建設全國一體化的國家大數據中心”的總體部署,加快推進全國一體化的信用大數據中心建設工程。運用大數據等技術不斷完善我國社會信用體系,滿足社會多層次、全方位、個性化的服務需求,讓征信更好、更全面地服務社會。(來源:《電子政務》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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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電子政務》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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